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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1·18火灾”背后的北京“工业大院”威胁

2017-11-25 17:15| 发布者: sjv4x| 查看: 635| 评论: 0|来自: 中国经营报

摘要: 原标题:1118火灾背后的北京工业大院威胁一场带走19人生命的火灾,让工业大院重回公众视线。这些改革 原标题:1118火灾背后的北京工业大院威胁一场带走19人生命的火灾,让工业大 ...

原标题:“11·18火灾”背后的北京“工业大院”威胁一场带走19人生命的火灾,让“工业大院”重回公众视线。这些改革

原标题:“11·18火灾”背后的北京“工业大院”威胁

一场带走19人生命的火灾,让“工业大院”重回公众视线。这些改革开放之初兴起的“工业+生活”院落,曾一度是乡镇工业化的象征和骄傲。

但这种基于同业、同乡聚集且功能不断叠加的“空间”,从根源上即难以实现有效管理,弊病频现,并渐渐成为城市前进的累赘,甚至是威胁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调查发现,“11·18火灾”所在的大兴区西红门镇“聚福缘公寓”,亦属此类大院。西红门镇曾计划于2017年彻底告别“工业大院”。该镇拥有“工业大院”27个,“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缺乏”,“平均一个企业存20处隐患点”。但过去,一个村里,工业大院贡献的纯税收一度达9000万元。

从2012年“推进工业大院‘腾笼换鸟’”,到2015年“逐步清退镇村工业大院”,再到2017年“全面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”——“工业大院”在北京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是一个被整顿清理的对象。以往文件中,曾被并列提及的,还有“养殖小区”。

火灾发生后,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“要进一步关闭村镇工业大院,清除违法经营”。而西红门镇党委书记曾指出,腾退工业大院的难点之一,在于背后权责复杂。

给一个村贡献纯税收9000万

按照西红门镇的计划,2017年年底之前,要彻底“‘拉垮’工业大院的旧业态”。

2012年以来,工业大院即成为北京整治对象,当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“要推进工业大院‘腾笼换鸟’”。在那之前,政府公开信息里,工业大院更多与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。

2008年,记者曾沿中轴线向南探访,过南三环后,即可见各种服装生产作坊。由于邻近木樨园、大红门等大型服装市场,作坊通过来料加工,便可以将成品送往市场批发销售。

此外,彼时因为木樨园周边有手机批发市场,所以周边也有拆解回收手机的作坊。这些作坊往往与居住、仓储混为一体,环境极乱。人们往往以同乡、同业聚集,租用原村集体土地建成工业大院。

大兴区政府官网刊发的文章,曾记述工业大院的启动模式:20世纪80年代初,村集体拿出土地,由村民或外商投资建厂,本地村民进厂打工或参与分红。

“据统计,东赵村工业大院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已达4600多万元,解决就业劳动力600多名,职工人均年收入9000多元。”2001年时,大兴区政府官网以《青云店镇东赵村工业大院红红火火》为题,记录了一个村的工业大院发展。

而据《大兴报》报道,在2013年时,位于星光社区位置的一个村,工业大院贡献的纯税收达9000万元,有的“大院”企业的年利润可以达到六七百万元。

平均一个企业存20处隐患点

“建筑彩钢板不合格,没有求生门,没有消防通道器材,平均一个企业存20处隐患点。”上述报道写道。西红门镇27个村,27个工业大院。“村村点火,户户冒烟”。

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君曾在一个月内处理4起突发事故,均发生在工业大院内。他将工业大院总结为“三多三差”:流动人口多、低端产业多、安全隐患多;基础设施差、环境卫生差、社会治安差。

2015年北京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对于“工业大院”的措辞则变为“逐步清退”,并称要“合理运用财政、税收、价格等经济手段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”。

据西红门镇政府信息,在2010年时,当地即已提及工业大院的腾退工作。彼时,这项工作与“土地资源全面升级转型的新模式”同步,该新模式的核心,即政府牵头成立以各村为股东的资产投资公司,将集体土地作为资产装入进行运营。这也是目前北京周边村庄的普遍运营模式。

2016年末,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君接受媒体采访,谈到工业大院腾退中的难点,他称主要难在两方面:一是企业腾退后,往往也意味着这个企业不复存在。二是很多企业权责不清,有些甚至转租转包达7次,拆迁款分配引发问题较多。

“全镇5700家企业,5400家都是小散企业。这些企业多是低端产业、污染较重的产业,如果从西红门腾退走了,就意味着企业彻底没了。”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还举例说明了责权复杂所在:比如甲方租地盖房,乙方租赁房屋,又把房屋转租给丙,丙则在房屋基础上加工建设,转租给丁……

“工业大院”倒计时

从“生产+居住”这一基本架构开始,年久的工业大院还会延伸出更多复杂的功能来。《大兴报》就曾称:十几年的时间,每个工业大院已然自成体系,院里,小发廊、小作坊、小旅社、黑诊所、黑幼儿园等业态应有尽有。

查询以往报道不难发现,北京被曝光的一些黑作坊、黑幼儿园,其位置往往位于某某工业大院内。大院中,同乡这一人群特点,是这些违规、无证“营生”得以存在的重要庇护甚至推动力。

如果说上述新闻证实了外部管理介入遇阻,那么,其内部管理往往依靠旧有的企业或房东进行,但在多次转租转包之下,这种管理显然也将形同虚设。

一方面,大院的功能在不断叠加;另一方面,管理却处于不断弱化的通道中。事故,几乎是必然而来的结果。就在2017年4月24日,北京昌平某工业大院即发生火灾,所幸,并无人员伤亡。

2017年,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,要“全面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”。而在2016年末,各区分别发布了“2017年工业大院腾退计划”,其中通州宣布将实现全区告别工业大院,而大兴则宣布将西红门、黄村、瀛海拆除腾退完成。

昌平的计划则宣称将在2017年腾退工业大院5家,2020年50家清理完毕。

北京究竟曾有过多少工业大院?公开信息中,并不存在相应数据,也没有人曾系统地研究或观察过这个带有时代特点的存在。但检索不难发现,过去多年来,工业大院始终出现在各种新闻的背景中,伴随着事故、悲伤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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